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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生: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三个根本性挑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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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-03-20 15:29:21共识网
    这三十多年来,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经济上的变化。35年前,中国是一个极其落后、贫穷的发展中国家,但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知识分子喜欢和重视的公民社会的发展,其实都是经济变化的结果,是因为有多种私营经济、合资经济的发展,才给多元社会提供了经济和社会的基础。所以,决定中国下一步向什么地方变化的关键因素,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还是经济。因为经济会制约我们社会和政治的走向。

    当年改革开放,也是因为经济的压力。那时稍微打开国门一看,我们才发现中国跟世界落后得太远了。如果当年的中国经济能有今天的一半好,那就不太可能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了。所以,下一步左右中国发展的,从根本上来说,恐怕还是经济问题。

    历史地看,强大的权力基本上可以做到它想做的一切,但它有一件事情解决不了,就是经济。毛泽东当年在中国这个土地上,可以说是想干什么都可以干成,但是他最失败的地方就是经济。1958年大跃进时,他本来是想创造经济奇迹的,但没有成功,所以后来转到了政治方面去。以至到1970年代末,中国大多数农村人口还在贫困线以下,好多亿人没解决温饱问题。当时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去延安,看到老乡们的日子过得和几十年前一样穷,禁不住自责落泪。现在中国有一些年轻人,享受着改革开放的经济自由和小康生活,却非要美化当年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时代的日子,可以说是非常愚昧无知的。

    中国经济现在确实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。说这个话,好像没有什么力量,因为中国经济这二三十年来一直都存在挑战,在每个阶段上外界一直都有不同的声音。如果说过去所谓的挑战基本上是假老虎、纸老虎,那这次的挑战,我个人的判断是真老虎,是真正的挑战。

    改革开放三十年,中国经济得益于三个红利

    在过去这三十多年当中,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几个主要的推动力,或者说是红利。我正好参与了80年代中国整个改革的过程,中国80年代的成功主要是靠改革的红利,就是打破了原来对人全方位的控制,给了人以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。

实际上,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大意义,不是把土地从集体的耕种变成家庭的耕种,因为这对当时粮食产量的增加,客观上说是有限的,几年总共增加了大约30%。那它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?在于把农民的人身和时间给解放了。

    农民仍然种他原来那点地,过去一年365天几乎天天要劳作。我当年在农村当过生产队队长,我的一个任务就是天还没亮就叫每家的主妇开始做饭,然后叫大家一起下田干活。后来农民自己承包土地了,我又到农村走了一圈,他们夸张的说法是,一年干农活只要九天就够了。当然,他们说这个是太夸张了一点,但是反正一两个月都不到就足够了。

    所以,改革真正解放的是人。这些人去干什么呢?最初就是市场上缺什么东西,他们就去生产什么。最初是多种经营,主要是油料、各种经济作物、蔬菜。从1980年到1985年,中国粮食增长了30%,但是油料、各种经济作物、副产品的产量,增加了几倍、几十倍。当年我在干活的时候,一顿饭需要吃一斤多米,特别是在农忙的时候,只有吃这么多才能吃饱,因为那时候见不到一滴油,而现在因为油多了肉多了,一个人只需要吃二两三两米就能吃饱了。所以,当年的变革,最大的意义就是解决了人身自由,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,先是搞多种经营,接着搞乡镇企业,再后来到城市打工,为后来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。

    1990年代,中国开始享受人口红利,大量的农民工由于改革解放出来以后进入城市,所以现在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实际上是农民工,特别是蓝领工人,都是农民。

    进入21世纪,最大的红利是世贸的红利,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、融入国际体系,成了世界的工厂。回过头来看这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,我觉得主要是靠这三个力量在推动。但是,今天这三个推动力都开始衰竭了。

    中国现在遇到了一些很困难的核心问题

    中国改革现在遇到了一些很困难的核心问题,包括国有企业问题。我们过去用股份制、混合所有制在发展,但是我们没有回答最关键的一个问题,这些企业最后由谁来控制?用中国的老话来讲,就是官营还是民营?这样,我们在企业改革,企业在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方面,就遇到了一个瓶颈。

    另外就是土地制度改革,集体所有的土地让农民家庭经营的制度,在过去起了重大作用,既解放了农民又抑制了土地兼并,所以中国现在有了世界上最平均的土地制度,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理想,在今天实现了。但是农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了,光靠这个不够了。

    我最近到北大荒去看了一下,因为现代农业技术和机械水平,一家人可以种几百亩地,但我们的现实是,一家平均只有几亩地可种。这个时候,就不单是一个积极性问题,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术语来说,我们的问题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。要解决这个问题,就需要在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上做重大变化。但这个问题进一步被复杂化了,由于城市化的发展,有相当一部分土地要为城市所用,为城市所用的土地会大幅度升值。前两年,我一直在研究日本经验,我觉得日本社会当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。

    在城市化过程当中,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,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是它在现代化过程当中,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当中,离开农村的农民不能融入城市化进程,不能分享城市不断升值的土地权利,出现巨大的财富不平等,从而出现社会对抗和混乱。在发展中国家,不管是采用社会主义体制,还是采用资本主义体制,都会遇到这个重大挑战。但日本在这方面处理得比较好,韩国处理得也不错,可是在中国,这个问题很大。

    我们现在的财富特别是家庭住宅资产的不平等,在世界上大国当中,是排在最前面的。财富不平等可以有不同的解决办法,当然一时最容易得到老百姓支持的,是共产主义的解决办法,平均分配。我们都知道这也是最危险的,但在中国这可是有传统的,我们有几千年来周期性均贫富的历史传统,还有马克思主义进来以后的革命传统。所以,如何抑制贫富差距又不是平均主义,这对中国是个巨大的挑战。

    中国的变革,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

    中国的变革,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。第一,要从苏联那个计划体制转到市场化的体制上来。这三十多年来,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努力,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,所以才有今天这些变化。

    第二,要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社会。这个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什么呢?是城市社会,大多数人都在城里,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,这个路我们现在刚走了一半。在名义上,我们的城市人口现在是54%左右,但是这包括了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民。如果把这部分农民剔除了以后,现在我们的城市人口只有百分之三十六七,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十多个点。与日本、韩国的百分之九十几以上更没法比了。按照中国现在的人均GDP的发展水平,中国现在的城市化水平应该是60%-65%左右,所以这是我们一个重大的挑战。我们现在的农民,农村的主要劳动力,都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漂移,这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,也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。

    第三,我们要从一个革命政治转变成治理政治,也就是正常治理社会的政治。我们之所以有改革开放,就是因为我们把革命推到了极端,一直推到了文化大革命,狠斗私字一闪念,你头脑里面有一个自私的想法,也要被批斗。我们要把那种革命政治,向治理政治转变,但直到现在,我们仍然没有转变过来。

    我们现在面临着非常巨大的挑战,但对于这些关键性的问题,我们从上到下,每个人的认识不一样。这种不一样,不是说领导跟下面群众意见不一样,而是领导和领导的意见不一样,群众和群众的意见也不一样。比如国企问题,究竟怎么去治理?从上层到下层社会,意见都不一样,你都可以找出针锋相对的两种相反意见。

    再比如说,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化,这个问题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,对城市人的利益会是很大的冲击,对政治也有冲击。我们这个政治体制管理一个农业社会比较好,中国几千年来的皇权专制制度就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,要以城市社会为基础,这就不太适应的,不好办。这个怎么转变?很困难。

    总而言之,经济问题是很实在的,不是靠不接地气的说辞和新概念就能解决的。中国经济下一步向何处发展,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上述三个转变的挑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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